陳寅恪（18900703－19691007）

陳寅恪（18900703－19691007）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於湖南長沙。

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後遷江西省義寧州

（今修水縣）人，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

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其在寅年生，取名寅恪.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

算學、地理等知識。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民國（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

（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

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

《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

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

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

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

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

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

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

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

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

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

眼界並擴及東西洋， 留學日本前便

「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1904年秋天，14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

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

父親陳三立相送並作詩一首:

《 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

     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

    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

    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望有作》。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

        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

        先在美國哈佛大學, 隨蘭曼教授

（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

       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

       每餐吃炒腰花（豬腎）， 省下的錢買書。性情孤僻，

       很少社交。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隨路德施教授

       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

         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

         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

         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

             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

         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

       「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

           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

           你能讀外國書，很好；

          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

          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

         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

         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

         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

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

        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

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

         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

        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

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

       「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

 「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科，

       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

          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

          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

      「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

          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 

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他甚至公開說：

           「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

               我該拿四十塊錢……」   

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
         
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
        
 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
           
        
「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
         
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華大學任教時，

         
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

導致右眼失明。

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

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

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
       
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

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
       
 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
        
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
        
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

            
 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
             
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

             
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
             
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

    
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

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
         
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

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

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
               

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台灣的打算。

                   
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
                   
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

                   
最後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台灣。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
             
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

             
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
             
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

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

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

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

並不學習政治。

」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

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

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

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

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

       
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

            
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

               
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
               
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

               
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

               
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
               
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

              
 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
              
「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

               
國務院副總理，時人稱為「南霸天」的陶鑄
               
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

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

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

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

大陸文化大革命時， 陶鑄被江青打倒，

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

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

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

               
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
               
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

               
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造反者依然發明了,
             
 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

              
甚至將喇叭設在他床前，
             
「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
              
陳寅恪逝世11天後，

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
              
 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

「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

「……舊歷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

陽歷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
    
為舊歷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

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

後改存銀河公墓，

直到2003年才安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

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

「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

「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

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

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

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

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

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

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

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

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

馳書國內諸友謂 :『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

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

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

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

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高陽在《錦瑟詳解》一文中言：

「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為尚。」

許冠三認為其對新史學之貢獻「首推史料擴充」，

為學尚「喜聚異同寧繁毋簡」。

余英時：又譜玄恭萬古愁，隔簾寒柳障重秋。

哀時早感浮江木，失計終迷泛海舟。嶺外新篇花滿紙，

江東舊義雪盈頭。誰教更歷紅羊劫，絕命猶聞嘆死囚。」

「看盡興亡目失明，殘詩和淚寫孤貞。才兼文史名難隱，

智澈人間劫早成。吃菜事魔傷後死，食毛踐土記前生。

逄蒙射羿何須怨，禍事從來是黨爭。」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

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

錢先生的批評，實有其根據。

陳先生在古典文學批評上偏向於寫實主義，

對於抒情或不是為寫實目的的作品，

詩史說就不能自圓其說。

這種觀點證諸於西洋文學史，乃是有真憑實據的。

反觀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一概皆視之為寫實主義，

這是正確的。只能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有泰半以上是寫實主義，

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寫實目的的作品。

所以詩史說值得商榷。

陳先生的詩史說的新意在於以史證詩，

以詩證史，在理論上確有一新耳目處，

不但在理論的陳述上，

以及實際批評貢獻，造成空前絕後的成就。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

「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

後來他（錢鍾書）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

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

余英時感慨地說：

「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

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

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認為為文不可學他。

嚴耕望云:「（陳）治學長處在於提出一個深具啟發性見解，

但往往過分強調這個見解，有時為了強調新見解而走偏鋒，

自是他的短處。」

許冠三論陳寅恪：近人論述寅恪史學頗多誤解，

最無稽的莫若說他「一貫承襲乾嘉樸學的家法，」

以及志在效司馬氏「通古今之變。」

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論史見解和司馬君實所型定,

的長編考異之法，先考並世材料之異，複合古今情意之同。

……概括來說，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視的特色，

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業績，但無論如何說不上「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