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
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
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
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
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
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
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遂將這個孫子取名「櫆壽」，與長孫「樟壽」（魯迅原名）對應。
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
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
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
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
兩次參加科舉均止於院試。
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
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
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
《域外小說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冊，到6月間，又印出第2冊），
.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
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
魯迅校訂了周作人翻譯的其他各篇，
魯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給這1年的重印版寫的〈域外小說集序〉裡說：
每集在東京只賣去20本就再也沒有人買了，
第1集另有1本是許壽裳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而去試買的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
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
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
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
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上海的寄售處「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
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
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
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
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
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
「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
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與魯迅等共學）、
周給老師做英語翻譯）等。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
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
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的課程，
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
《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
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
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
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
《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
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
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
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
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
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
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
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
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
有關槍擊案的兇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
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
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
「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
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授課6小時，擔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
確加速民眾對其親日印象的懷疑。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
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
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
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
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
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
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
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
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
在北京大學修過周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
〈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文回憶：
「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
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
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
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20年4月7日,文中引《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
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
「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
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
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
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
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
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
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了：「照辦。」
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
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
日本現代文學譯作有：《石川啄木詩歌集》等。
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
「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回憶魯迅的專書著作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壽82歲。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間定居紹興，到周作人這一代已是第14代。
三弟松壽（周建人），妹端姑未滿周歲即夭折，四弟椿壽六歲夭折。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生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1929年夭折的女兒周若子。
周豐一和愛人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
他主張「美文」及「言志文學」，風格平和沖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
流露出一些現代人感情和思想，對現實和封建文化的不滿，
以後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學。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創作，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成熟的散文風格——
「平和、沖淡」，對後世的散文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風靡一時，並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魯迅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
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
在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
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
和《浮世理髮館》（日文《浮世床》）等。
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
《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除了文學創作及翻譯，
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個領域。在《我的雜學》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雜學的影響。
早在清朝末年，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留學日本的時候，就從事新文學工作，
倡導新文學運動，成了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遙遙先驅。
『五四』新文學運動起來，他們都成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
周作人的名字，曾經是青年心目中一個輝煌的名字。」
關於周作人的文學成就——鄭振鐸說：
「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麽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
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陣；沒有了他們，
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郁達夫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爲最豐富最偉大，
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爲最所溺愛。
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
張中行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干年，常聽人說，
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
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爲證，是不管不署名還是署生僻的筆名，
熟悉的人看三行兩行就可以斷定：這是魯迅，這是周作人。
這情況，輕一些說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重一些說是別人辦不了。
別人辦不了，也許就可以說是高不可及。」
舒蕪說：「他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他的翻譯工作，首先是一種啟蒙工作，
求新聲於異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講歐洲文學史的教授。
他還寫了大量的介紹外國作家作品，輸入外國文學與理論知識的文章。
接著他又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學》，
第一次給中國新文學運動制定了一個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綱領，
啟發了一代兩代的文學青年。
接著他第一個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為文學革命提出進一步的目標。
他呼籲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兒童的發現，他提倡寬容和自由，反對束縛和統制。
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這一方面，他的沖淡雋永，苦澀回甘的小品文，
極盡「陰柔」之美，與魯迅的極盡「陽剛」之美的雜文，
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魯迅晚年與美國斯諾夫人的談話記錄稿中，
斯諾夫人問中國最優秀的雜文家有哪些，魯迅說出的第一個就是周作人。
陳之藩在《在春風裡·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寫道：
「胡先生（指胡適）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說：
『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關於周作人的學識——張中行說：
「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裏，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
多到什麽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舉一事爲例，
他說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如他的文集所提到，
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爲人知的，只此一類，也可見數量是如何大。
何況還有雜，雜到不只古今，還有中外。他通日語、英語和希臘語，據我所知，
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英語呢，專說他常提到的藹理斯，
他自己說有藹氏書二十六冊，加上向我借閱的《藹理斯自傳》，是二十七冊，
其中最大的一種是《性心理研究》[9]，連補編共七厚冊，總不少於三百萬字吧，
他都讀了……還喜歡讀一些正統儒生不大注意的書，
以及謠諺、笑話之類。總而言之，還是無所不讀。」
黃喬生說：「周氏少時接受舊學訓練，頗涉野史筆記，自述由雜學入門。
後步長兄樹人（魯迅）後塵，求學南京，留學日本，得異域文化薰陶，
參較中西，遂淹博貫通。此可謂由雜而一。五四時代，本思想啟蒙之旨於~
神話學、民俗學、生物學、性心理學等東西洋著述，多所譯介，
於中國思想革命及新學科之創立，功不可沒。此可謂由一而雜。
此後轉而廣覽中國古代筆記，提要勾玄，披沙揀金，用功甚勤。
推崇平實態度，講倫理准乎自然，論道義力避空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同情而寬容，不責備於古人，惟佳言之務得，思有惠於後學。
常述先賢通達之論，公諸同好，其為書話，蔚成大觀。此乃由複雜歸於一。」
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
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
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
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
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
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
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林燕說：「周氏所譯，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顧的作品。
這大概不是為了獨闢蹊徑，而是一個眼光問題。」
周作人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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