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4日 星期二

四維八德

管子》牧民篇有如下文字,應為「四維」的源起: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
確立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地位,
並重新解釋為 :
「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再增修戰時的意義為 :
「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慷慨慨的犧牲
    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鬥」。
四維是立國的根本,是個人處世的標準。

四維的解釋

「禮」即是合理合宜,有節有禮,
也就是孔子所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的「不逾矩」。
儒者通過「省吾身」以避免行為「踰矩」。
直到「從心所欲」卻能,「不逾矩」,達到王陽明所謂的「此心光明」的境界。
這個理是人本的天理。合禮就是合乎天理,不傷天害理。天理的標準就是仁。
儒家講究「學以致用」。學養能夠達到「仁」的境界,行為必然合乎「禮」。
「義」即是宜。 也就是行為正當,合乎正道。
「廉」是凡事堂堂正正,坦蕩無遮。能如是,貪贓枉法之事,何由發生?
「恥」是不盲從,知道取捨之道。因此能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因為根據仁的標準決定取捨,所以沒有邪惡的行為。
儒家運用道德約束人們的行為,最基本的就是達到不違仁。 
就是王陽明說的「致良知」。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這其中再次恢復了管仲提出的「四維」,去掉了「仁」,
增加了「孝」與「悌」,將家族道德置於首位。
隨著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以家庭為本位的農業經濟日益穩定與發展,
「家」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的祥和與穩定等功能日益突出,
「家」乃對於中國文化的強勢衝擊,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都認為 :
道德是中國之長項,只要推陳出新,就能夠建構中國的新道德。
梁啓超等維新派,試圖以「孝、悌、忠、信」這「四德」為基礎,
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華,建構中國新道德。
孫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新「八德」,
這是「中體西用」、中西道德精華相融合的傑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 :
特別重視倡導,因共計有八字,故一般慣例簡稱為「八德」。

孫中山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所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了。……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民國廿三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
四維八德並為兩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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