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
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
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
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
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
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
“互相督促、切磋”，1916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
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
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
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
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
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
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
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
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
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
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
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
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
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
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
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
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
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
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
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
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
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
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
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
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
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
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
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其《跋》中自云：
“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
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
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
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
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
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
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
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
“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
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
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
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
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
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
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
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1929年编成讲义，
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
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
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
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
特别是中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
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
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
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
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
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
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
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
专著
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
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
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
2、《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
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
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
3、《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
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
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
4、《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1、《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
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纂著
1、《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
1914年
《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
《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
《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
《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
《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年
《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
1916年
《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
《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
1922年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
1923年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
《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
1924年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
1925年
《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
1928年
《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
《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
1930年
《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
1931年
《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
《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
1932年
《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3卷1号。
1933年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
1934年
《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月17日。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卷2号。
1935年
《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卷1号。
《释法瑶》，《国学季刊》5卷4号。
1936年
《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
（Transla-tion by J. R. Wa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
《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1937年
《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
《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
《微妙声》第8期。
《微妙声》第8期。
1939年
《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1940年
《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
《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
1942年
《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
1943年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
《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944年
《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6年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1947年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1961年
《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
《佛与菩萨》，《新建设》6月号。
《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
《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月19日。
1962年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
《关于慧深》，《文汇报》10月14日。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月21日。
1963年
《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1964年
《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
1980年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
《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
《〈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
1981年
1982年
译作
《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学衡》第17、19期，1923年。
《希腊之宗教》（译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1]Reli-gion ），
《学衡》第24期，1923年。
3人物评价编辑
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
因为先生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
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
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
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
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
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
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
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
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
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
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季羡林《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太炎先生，几位国学大师，
比如梁启超、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
比如梁启超、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
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 …我认为，
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国学大师之列。
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钱穆：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
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
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
②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
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4
1926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到南开时，年方33岁，
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之时。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
尤其注意学有所成的归国新秀。
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材生汤用彤亦在收揽之列。
1926年，汤用彤正式接受聘请，
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汤用彤来南开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来便被委以重任。
1925-1926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中，可以看出，
汤用彤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
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充满惜别之情。
然而，汤用彤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
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
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胡适离开北京的时候，
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们二位照顾一下。胡适到了南京，
国民党政府又派了飞机来接包括汤用彤在内的一批教授。
很多教授没有走。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腐败，
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胡适离开北京之后，
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胡适离开北京之后，
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
并推选汤用彤做校委会主席。
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
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
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
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
汤用彤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
汤用彤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
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
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
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
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
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
但是这项工作汤用彤最终也没有完成。
但是这项工作汤用彤最终也没有完成。
早在昆明的时候，汤用彤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
但是因为去昆明途中大量资料都丢失了，修改也就无法进行，
同时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了魏晋选学的研究。
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
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
试图梳理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线索,
以及两种文化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
以及两种文化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
并且试图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纳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来。
在晚年，汤用彤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想做重头的研究已经没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
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书札记来看，
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晚年已经力不从心了。
5
汤用彤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
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
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
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
—般说来，汤用彤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
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
以致汤用彤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
哲学家原著的导读。
哲学家原著的导读。
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
汤用彤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
汤用彤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
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
汤用彤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
同时汤用彤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
汤用彤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
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
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
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
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
汤用彤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
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汤用彤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
也不从事分析，
所以汤用彤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
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
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
汤用彤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
汤用彤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
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
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
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
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
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
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汤用彤来了一个总结，
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
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
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
或是通过汤用彤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
一般说来，汤用彤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
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
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
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
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
同时，汤用彤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
汤用彤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
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
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
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
但是，这绝不是说汤用彤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
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
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
汤用彤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
汤用彤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
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
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
“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
“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
汤用彤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
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
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
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
从汤用彤对“中国轻视应用，
从汤用彤对“中国轻视应用，
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总起来说，汤用彤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
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
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
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
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
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
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
因而 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
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
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
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
汤用彤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
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
但每当友辈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
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并不参与。
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并不参与。
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
改易观点，填充新词。而汤用彤则只是旧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订。
汤用彤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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