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名喬馨,庠名喬鼐,後更名侃,字季剛。晚自署量守居士。
國學大師,語言文字學家。
幼承家學而聰穎過人。四歲,從江叔海(瀚)問學。
肅書白狀,即於書末綴一詩云:
「父作鹽梅令,家存淡泊風。調和天下計,杼軸任其空。」
反君主專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開除學籍。後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見,
張賞識其才,乃資助其官費留學日本。
鼓吹革命。其在〈哀貧民〉一文中,以家鄉農民為例,
敘述了勞苦大眾在殘酷的封建制度壓榨下,
過著「羹無鹽、燒無薪,宵無燈火,冬夜無衾」的悲慘生活狀況,
對貧苦農民寄以無限同情。文中還明確指出:「富人奪之而我乃貧」,
提出要解決貧富不均,必須革命。值得稱道的是,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年方十餘,能注視農村實際,提出農民問題,
鼓吹農民革命,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1907年,又在《民報》第18期上發表〈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一文,
歷數立憲黨人「好名」、「競利」,指出他們講立憲,
「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矣!」政治上的墮落,
勢必給國民道德帶來極壞的影響,以致亡國。
文中還論及革命黨人要在道德行為上同立憲派涇謂分明,
否則「德不逮而民無援」,國事將不堪問,這既是對改良派的針砭,
也是對革命派的砥礪,同時也正是性格、精神和做人標準的自白。
1910年,由於同盟會的活動,國內各地革命力量蓬勃興起,
湖北革命黨人函促回國舉事。回國後,再三分析當時的情勢,
吸取湖南起義失敗的教訓,認為舉事時機尚未完全成熟,
當務之急是做好宣傳發動的準備工作。於是,
他深入鄂皖邊孝義會中發動群眾,並將孝義會改組為「崇漢會」,
到農民群眾中組織演講,宣傳民族大義和中國危急情狀,
號召人民組織起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推翻滿清之統治,成為著名的群眾領袖。
1911年初,武漢文學團體「文學社」成立,社員都是新軍和社會各界的革命中堅,
黃侃不但力舉其事,而且還親自審定了會章。同年7月某晚,
並與之商談時政。酒後,針對當時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麼「和平改革方案」,
憤然提筆為《大江報》撰寫時評,標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
署名「奇談」,大悲叫絕!次日,此文見報,震撼江城,清廷惶懼,
很快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的罪名,查封了《大江報》,
並將詹大悲及該報副主筆何海鳴逮捕入獄。
由於詹大悲在獄中堅持說時評系自己所作,故得以脫險。
《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一著名時評,大大激發和鼓舞了革命新軍,
及各地人民群眾的士氣和義憤,成為後來著名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為人,愛憎分明,尤重大節。
聞悉後,曾兩次赴京探望,後來索性以「研究學問」為名,
搬入章師被禁處。但未過多久,便被警方逐出。氣憤至極,以絕食表示抗爭。
1915年,在北京召集學術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等人擁戴袁氏稱帝,
話未說完,即起立怒目,嚴詞拒絕之,並氣憤地說:
「如是,請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到會的眾人亦隨之而散。
和董必武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好朋友。
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鬥爭精神,積極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動。
董必武曾找他聯繫。他便親自寫信給當時在上海法租界~
毛澤東、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學暑假旅遊團」的名義,
住宿在博文女子學校。
形單影隻,不勝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時候,他卻常至居正囚地,與其談心解悶。
後來居正東山再起,復登高位之後,他竟不復往見。居正念他的友情,
親赴量守廬詰問他為何不再來玩,他正色答道:
「君今非昔比,賓客盈門,權重位高,我豈能作攀附之徒!」
年近五十,仍不著述。
1935年,五十大壽,太炎師親贈一副對聯:
「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希望能寫作,
同年10月8日,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 太炎師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校務維持會主任。一生治學勤奮,以愚自處,主張「為學務精」、
謔封為「天王」(太炎所封「五大王」:
胡適的橫空出世,使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
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一次宴會上,胡適偶爾談及墨學。
曰:「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帳王八!」
胡適赧然。又罵道:「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帳王八。」
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 我不是罵你,不過聊試之耳!」舉座嘩然大笑。
個性輕狂,一生結婚九次,報刊曾有:
「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直斥黃為「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小有才適足以濟其奸」。
- 詞作遊高座寺
黃侃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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