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1936年4月13日－）

李怡出生於1936年4月13日，原名李秉堯，

李怡祖籍廣東新會，童年時曾在北京及上海居住，

1948年移居香港，在左派學校讀書，早年嚮往社會主義。

1954年中學畢業後曾參加中國大陸的高考，

因身體關係未能考上，在香港的左派機構任職資料員及編輯。

根據李怡透露，上世紀五十年代，其父親李化與李子誦、

蔡廷鍇等人有過來往，他們都是原為國民黨,

其後轉為支持共產黨的人士，父親參與中共的外圍組織。

其妻梁麗儀生於有中共背景的家庭，早年曾加入共青團，

就讀香島中學時認識李怡，後來她回內地升學，

1960年結成夫婦。梁麗儀曾在深圳任教，

在文革時被批判為「對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

1970年又以有「香港特務老公」之罪名，被隔離審查數月，

夫婦分隔兩地多年，1974年重聚，

梁麗儀於2008年病逝，享年75歲。

「李怡」是與太太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

也用「齊辛」發表文章。

李怡先生對亡妻的悼念聯：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置在亡妻的靈右，並永遠銘記在心。

~ 輓聯和李怡悼念亡妻的聯

緣結世紀良朋情人妻子天凡永隔

手牽甲子侶伴說事談心舊夢縈懷

~ 七言和李怡~曾金玉成李怡

曾金玉因緣天成  妻去妾來本夫事

合木子秉堯人學  左流右留共國師

李怡離開中學，進入上海書局編輯部工作了兩三年，

在編輯部白天選古今詩文作品讀了許多書，晚上也勤奮自修，

1957年就嘗試投稿向較高水平的〈文藝週刊〉，

「我跟羅孚不認識，投稿只寫「編輯先生收」，

而居然一投就被刊出。以21歲的年輕人來說，

這真是好興奮的事。這以後我就陸續投稿，也大部分被取用。

寫多了，其後有左派文藝圈的聚會，也蒙羅孚邀我參加，

帶著以青年作者身份 ,走進文壇的點點虛榮，

並由此開始了我延續五十多年的寫作生涯。

如果當時羅孚主編〈文藝週刊〉時取稿只重名氣，

那我是不會有機會的。因此，他的開放取稿的編輯意識，

帶給我的是一輩子的寫作生涯。而且，影響以後編輯工作，

也貫徹只重質量，而不是專重名氣的編輯意識。」

「我從那裏晉身文壇。故羅孚可說是把我帶進文壇的恩師。」

《伴侶》完全是發燒友式的刊物，

最初發燒的是李怡與吳羊璧，兩人想辦這麼一個輕鬆，

綜合性，追求知識與提高素養的刊物。

1963年1月1 日正式出版《伴侶》半月刊，

隨著《伴侶》的成功，

1966年4月25日，伴侶雜誌社創辦純文藝《文藝伴侶》月刊，

在〈發刊詞〉裡清楚說明：

「我們心目中，不希望把文藝打扮成一個 ,

使人愛而遠之的貴婦 ; 也不希望把文藝 ,

當作是一個使人敬而遠之的神明，

而只希望文藝和你的生活發生關係，

使它成為你的親切的伴侶。」

除了書刊出版，伴侶雜誌社亦舉辦了攝影會、音樂會、

作者座談等文藝活動。伴侶雜誌社雖然規模不大，

但對於推動本地文學的出版事業，

以及年輕一輩的文藝發展，貢獻良多。

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

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立場曾經親共，

被台灣視為「匪刊」，

1981年，李怡脫離左派，

1984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十年代》，

1990年創立「台灣版」，雜誌集合眾多知識份子的作品，

敢於批評兩岸政權，又被中共視為「親國民黨」而遭查禁，

李怡一直為該雜誌總編輯，

1998年雜誌停刊。

日本新聞界經常引用《九十年代》的報導，

將它視為「香港的象徵」，推崇它為監督制衡政府的角色，

李怡更是許多日本媒體經常邀訪的對象。

李怡也參與經營天地圖書。

之後在立場傾向反共的香港壹傳媒報刊內發表時評專欄文章，

2007年獲董橋之邀參與撰寫部份《香港蘋果日報》的社論《蘋論》，

經常公開批評中共。

著有政論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

部分為《蘋果日報》專欄散文結集，內容主要是政論,

及一些較輕鬆的話題，如電影評論、書評等。

2003年，李怡擔任香港電台第一台《一分鐘閱讀》主持，

2014年8月起，主持D100 PBS 電台節目《李怡主場》，

兩者均播出至今。

李怡現為獨立評論人協會（簡稱評協）之創會會員。

李怡筆耕不輟，近年來更是明刀明槍，愛憎分明，

從政論到小品，痛下針砭，是其是非其非。

「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就向讀者公開宣示 ,

我們的理想雜誌:『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者』。

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

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

所見的事實的雜誌.....因為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

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得到拓展。」

李怡為雜誌定的宗旨：

「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l  「九十年代」集合當代多位知名的資深媒體工作者、

l  政治文化評論家的作品，文字筆調輕鬆活潑，

l  被譽為「後代子孫欲瞭解20世紀最後30年的華人世界，   

最有價值與份量的刊物」。

l  馬英九等名人都自稱是「看『七十年代』長大的」，

l  更有人譽它為「許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圖騰」。

「回顧過去，廿八年多，我們坦然面對歷史，毫無愧色。

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犯錯，但我們始終忠於自己的認識，

說自己相信的話，不做違心之論，不因私人恩怨 ,

而濫用手上的『社會公器』，這一份堅持，可昭日月。」

影響至深的作家

Ø  魯迅

「《魯迅全集》，它真的很好，很值得看，

特別是它的小說和雜文部分。比較古拙的我沒有看，

翻譯的我也沒有看，因為這是從日文翻譯過來，

譯得太直，所以我看的並不多，但寫作部分，

我幾乎全都看過了，十本看過後再翻看。

書中對於針砭時事、邏輯力，以及中國語文的運用，

我覺得看一部都好了。」

Ø  契訶夫　Anton Chekhov

「俄羅斯的契柯夫，他是一位醫生，

寫了幾百篇短篇小說，四十多歲就死了。

他的小說令人印象深刻，他對人性的刻劃很深，

他的戲劇《海鷗》、《櫻桃園》都有很深的人性刻劃，

雖是很短的小說，千多字，看到的事情是很多的。

我睡覺前，一是看魯迅的雜文，

一是拿契柯夫的小說看，長的有幾萬字，

但短的只有二、三千字，很快看完，很有趣，

這個作家對我的影響很大。」

Ø  現代：劉賓雁

「如果說到現代，我覺得劉賓雁對我也有影響，

他的報道文學，真真正正是不怕任何權勢，

對生活有直接的干預，很有勇氣，這種風骨，

以及不畏權勢，對我的影響很深。他對我來說，

是一個現在存在的榜樣，而不是很久以前就死去的，

雖然他在2005年逝世。他在五十年代 ,

寫的兩篇報道文學都屬於小說，《在橋樑工地上》

和《本報內部消息》都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覺得一個寫作人是應該這樣做對的事情，

受到甚麼的待遇就不說了，當然是很慘，

二十多年的右派。現在我在香港有言論自由，

就更加沒有理由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一些虛榮來埋沒了自己的良知。」

Ø  現代：柏陽

「我受柏楊影響最深的，是他入獄前寫的雜文，

不僅妙趣橫生，而且針針到肉，

文字吸引，看到不能釋手。」

「我在主編《七十年代》的一九七三年，

曾因發表姚立民的《評介向傳統挑戰的柏楊》，

而引發一場關於柏楊的爭論。當時柏楊尚陷獄中，

論爭的主旋律是為他的冤獄呼喚。柏楊出獄後，

將有關論爭輯錄成書，書名是：

《七十年代論戰柏楊》。他本人還手書一詩贈我：

『七零年代時，我陷誅殺陣，域外伸援手，

吼聲震乾坤。海天兩相隔，時尚不識君。

而今逢九零，我幸在此身，幾筆謝李怡，一詩表我心。』

其實我只是盡一個編者的義務罷了，何須言謝？

倒是我應謝柏楊，他的雜文和人品，

使我受教良多，也助我成長。」

脫離左派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從編務和實際接觸中，

使我在思想上有很大改變，令我明白文化大革命 ,

根本不是甚麼由下而上，清洗污泥濁水的運動，

實際上只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摒棄，但最令我無法接受的，

是它把人民當成犧牲品，這是我轉向的關鍵。」

說來諷刺，李怡當初相信共產黨，

是因為他在共產黨軍隊中 ,看見了國民黨軍隊所缺乏的

「保護人民」理念，但後來也是基於人民權益被剝奪，

令李怡對共產黨死心。

「也許正如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所言『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這大概是沒有人能走得出的鐵律。」

「我不能接受左派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

寫文章必須講立場的指導思想。正因為我堅持貫徹

『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

這個編輯主張，所以終於不為左派所容」

「一九八0年，筆者在美國東部的保釣營,

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演講，

表示必須放棄認同，而要重新認識中國。

這篇演講，是筆者心路歷程的分界線。

而由「重新認識」起始，筆者也就從過去 ,

為中共政權找開釋理由的認同立場，改為重拾批判精神。

有人將筆者這種批判精神，簡化為「逢中必反」,

實際上筆者所持的態度是「逢掌權者必批」，

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是一條鐵律。知識分子的本份，

就是必須永遠對不大可能違背這鐵律的掌權者 ,

持批判態度，即使批錯了 ,

也可以作為一面鏡子促掌權者反省。

因為掌權者擁有置百姓於生死的權力。」

1981年脫離左派。「關鍵就在於我主編的《七十年代》

發過一篇文章《中共的特權階層》，

揭露了當年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 ,

帶團訪問日本大收禮品的事~在今天看來自是小兒科了。

但當年也引起中共內部的哄動。

於是廖說我們的雜誌『打著紅旗反紅旗』。」

按我在中央文化部當過藝術局局長的叔叔的說法，

其實算是「掃地出門」，就這樣被「請走」也。

「在批判中共特權階層，和鄧小平翻雲覆雨地對付民主牆 ，

和魏京生的問題上，《七十年代》背離了中共宣傳所 ,

要控制的軌道，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下令要把《七十年代》

置諸死地。（見《許家屯回憶錄》）

就這樣，我帶著《七十年代》（其後改名為《九十年代》）

從愛國左派的圈子走了出來。」

人生理念強權絕不能代替真理

「我信奉和堅持的是：強權絕不能代替真理。

眼看著強權對事實、對一般道理的無恥扭曲，

眼看奉迎強權者說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話，

眼看真理不敵強權，不能不痛苦和憤怒。

但我的信念和堅持不會改變，因此我在《鏗鏘集》中說：

假如真普選的機會是零，對我來說仍然一樣，

就是：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因為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所以只要堅持這信念的人越來越多，

那麼真理總有戰勝強權的一天。」

質疑權貴，無論有幾多人反對，

只要覺得自己做得對，就堅持去做,

「我在《七十年代》後，由分配平等轉為追求機會平等，

以及對掌權的人永遠保持置疑的態度，

因為這是傳媒的責任，我們不是掌權的敵人，

我們可以是它的諍友，但我們的天職就是要監察它，

作為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無論有幾多人反對你也好，

你只要覺得自己做得對，就堅持去做，

這個轉變是我在辦雜誌時慢慢發生，

雖然我創辦了《七十年代》，但實際上，

我覺得是雜誌創造了我後來的性格和寫作、閱讀的方向，

以及自己所堅持、追求的事。」

「我曾經說過，所有我努力提倡的主張，

通常社會都會朝相反方向發展。比如提倡閱讀，

提倡民主，潮流都走去我主張的反方向。

因此，對人類社會的期待，

我不僅悲觀而且早已疲倦了。」

「這樣說好像代表我在做一些沒有結果的事，

但對我而言，正因為這不是潮流，

所以我才要推動它，而我覺得這是正確的。」

悲觀，但不消極，而是積極任事，積極追求

「許多人把樂觀與積極相連，認為必須對前景樂觀，

覺得有希望，覺得可以達到一定的目標，

你才會積極做你要做的事。而悲觀則與消極相連，

對前景悲觀，覺得努力去做也不會達到預期目標，

又怎會積極呢？我年輕時就受存在主義的思想影響。

存在主義對人生是全然悲觀的，

人一出生就註定要走向死亡，單是這一點就無法樂觀。

存在主義的人生不問成果，不問目標會不會達到，

只問你在生命的全過程 ,有沒有積極地掌握著你的存在。

由於對人生基本上是悲觀的，因此目標恐怕也不會達到，

正如魯迅所說，希望和絕望都同屬虛妄，

但沒有希望也絕不放棄追求。悲觀，但不消極，

而是積極任事，積極追求。我會這樣寫我的墓誌銘。」

若放一句說話在墓誌銘的話：

「這個人一世也很勤力去閱讀與工作。」

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 －Karl Popper。

「這是我永遠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