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亦作至那、脂那、摩訶至那國等,源出印度,
見於古代僧侶翻譯的佛經,意為「邊遠之地」或「思想之國」
本不涉及貶義成份,但隨著文字的內涵改變,
此字經常用作一些仇恨中國的演繹,
江戶時代之後18世紀初,日本學者在學習蘭學(荷蘭學)時,
將「支那」(梵語)一詞,
與西方詞彙「China」(同樣源自梵語)對應起來,
作為日語中的梵音譯詞(China」英音譯詞則為チャイナ)。
原乃佛教用語的「支那」一詞開始,
在日語中大面積地替換原有對中國的各種稱呼。
此用語在明治維新之後傳回中國,也在中國知識份子中使用。
1913年10月16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中國政府訓令,
拜訪日方官員,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蔑稱 ,
改稱「中華民國」,交涉未果。
在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
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
另外,不僅在中國大陸領土上的華人,
「支那」一詞,最早出現於隋唐譯出的相關大乘佛教經典,
以支那作為對中國的稱呼。在唐代之前的佛經,
由漢傳佛教記載,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
發現他們以「震旦」稱呼中國。學者一般相信,
支那與震旦源自同一個語根,所以支那這個名稱,
可能在東漢後期在印度出現。
在印度古代,又有支那與小支那的區分,中國相當於支那、
大支那、摩訶至那;小支那為中國的某個屬國。
在《華嚴經》中,將中國與疏勒併舉,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夾註,認為支那指廣州,
歷史考證
梵語cinta,意為思慮,發音與拼法皆和Cīna接近,
慧苑可能因此做出這個解釋。
義淨認為,支那只是一個名稱,在梵文中沒有特殊涵義。
《翻譯名義集》說,支那之名有兩個說法,一是文物國,
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
後來引申為對中國的稱呼。
語言學考證
可能來自同一個來源。包括德語、英語China,
法語Chine等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稱呼,皆源自拉丁語。
却以西班牙語音最近支那,
其梵語चीन(Cīna)的由來也來自同源。
這也是如今對該詞最普遍、傳統和被接受的說法。
也記載了匈奴人、西域胡人包括在西域征戰的漢朝將領,
將中國人稱呼為秦人:
“
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
「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
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
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
“
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丏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
”
“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
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
”
相當於梵語चीन(Cīna)。
《考提拉實利論》(Kautiliya Arthaśāstra)、
都有提到चीन(Cīna)。因為這些經典是次第編成,
不確定梵語चीन(Cīna)這個名詞是何時被編入的,
也無法從上下文確認這個名詞是不是指中國。
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主張,秦朝的名稱,
轉變為梵語Thin、Chin,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
最終成為China。
伯希和也同樣主張,支那一語來自於漢語秦,被印度假借。
因為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近代才轉變為清音,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書中,
澳大利亞漢學家韋傑夫(Geoff Wade)主張,
古代中國
中國歷代佛教徒多曾使用這個名詞來稱中國,如唐玄宗、
在正史中,也記錄外國以支那作為中國的稱謂。
古代日本
《元亨釋書》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
但是並不普遍。
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
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
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區別。
因為「中國」這個詞明示「中華之國」才是中央之國,
這樣日本就成了「東夷」。
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
將拉丁語Sinae
(Sina的複數型態,羅馬帝國對中國的稱呼)
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
使用支那(荷蘭語:China)來稱呼中國,
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
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
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
在日本開始流行。
如一般的民間報刊,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支戰爭。
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
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華民國來稱呼,
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的正式文件上,
漢語部份使用中華民國,
但對應的日語則使用支那來取代,
作為對中國的稱呼。
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
中華電影公司協助拍攝,
將中國大陸稱為支那,稱中國為支那成為一般的習慣。
因認同中國,表示不滿。
日本人認為台灣對中國的認同,會影響日本人的統治,
也認為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各種關係,在台灣製造革命,
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希望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支那人)之間的橋樑。
他回到日本後,發表《台灣之急務》,主張同化主義,
讓台灣人享有與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
板垣等人稱台灣為「本島人」,
稱在台日本人為「在台內地人」。
宣揚日本統治成效,
以及中國的落後時,以支那稱中國,
並宣稱「吾人寧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亂世之民」。
所組成的華南考察團,至中國遊歷,
在上海歡迎會致謝辭時,
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組成的愛國政治同盟會,
近現代中國
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
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以佛教振興中國,
作〈支那佛教振興策〉。
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
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家們。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
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
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
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
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
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
以刺殺清朝政要為目標。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並沒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
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
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
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
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於此時,
直接譯自中華民國自定之英文「Republic of China」。
1919年,中國留日學生,在中國國內出版的
《東遊揮汗錄》中對日本稱為「支那」一事進行了抨擊。
讀漢文,朗佛經,卻朝野上下不把『中華民國』四字,
甚至『中國』二字當成回事;並且蔑視我國,
連『摩訶震旦』也不照用,只稱切掉前面二字後,
餘下來的語音『支那』。報紙,著述,講演都只稱支那。
在政府公文中拋棄『中華民國』四字,
特意使用『支那共和國』五字。不僅不符合國際禮儀,
而且簡直不把我國看成國家。中華民國成立已經八年了,
即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
故事主角由中國至日本留學,周遭的人雖然待他沒有異常,
但因懷抱身為中國人的自卑感,暗自懷疑別人心中,
對他有歧視,產生憂鬱症,終而自殺。
故事主角自稱支那人。
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
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
「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 之類的文字,
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
「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雲。
……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
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
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其媒體的強辯。
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
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
其中,將藏文東昆(藏文中國的音譯),譯為支那。
同樣以支那作為中國譯名。
日方把七七事變叫做「支那事變」。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叫做支那,
〈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
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
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語中的支那,
是指整個謀求占領的中國,那時候說的支那人,
發布《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
教科書的戰時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為「中國」。
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此詞,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
有時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用英文「China」
的日語發音「チャイナ」,作為折中說法。
(即「支那・藏語族」)。
另外在關於二次大戰的話題上,
也會使用「支那」一詞。
中國大陸
但與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國」之用法無關。
亦有地方名為「支那村」。
也還由於歷史關係沒有被徹底淘汰,
作為對中國地域之代稱則已全面消失。
也仍有少數學者偶在特定場合,
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
馬上引起在日本的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
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 ;
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
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
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
香港
2011年有香港人改編了一首叫《蝗蟲天下》的歌曲,
其中一句歌詞為「支那一早醜遍東亞」。
2012年9月15日至18日,
一名香港青年,對一名中國大陸人用粵語高聲呼喝
「支那人」後被對方攻擊,
隨即大陸人與香港示威人士,
因「支那」一詞的衝突立刻被激化。
創作了「核突支那Style」(「核突」即「噁心」),
主唱者是「漏奶」,再次引發中港網民罵戰。
價錢牌上譯爲「日本健康支那麵」,
臺灣
認為臺灣人使用「支那」稱中國為日本遺俗,加以禁止,
臺灣人使用支那的情形漸少。
但1949年後,臺灣仍然有部份人使用支那稱呼中國,
即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
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
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
『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
至2010年左右支那一詞在臺獨立場者間開始變得常用。
例如2009年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後,
「支那狂犬范蘭欽」;
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
在一次中國大陸地區遊客,
用此詞彙指中國,
記者僅用括號標注該詞是指中國。
二戰前期中國政府及民間對「支那」一詞之態度
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
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
「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 之類的文字,
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
「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雲。
……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
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
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
和日方媒體的反擊。
其後中國民間各地一些媒體如《民國日報》和
《武漢日報》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予以批駁日方:
- (中國政府)有將來如再發現此種稱呼即將來文退還之正式申告…… 實在是很合理的;
- 中國之所以定國名為「中華民國」,是因為「中華」二字說明了我們種族的根源、歷史、特質和文化;「民國」二字則既合民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義之義,其「意義之精深遠大,更不能以歷史上殘廢名詞的「帝國」「皇國」諸名詞相提並論;
- 在孫總理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已19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當局及知識階級仍在國際上稱中國為「支那」,「不是表示他國際禮節的失檢,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後知識閉塞罷了。 ……所以負了普及中國文化與日本有悠久的歷史關係的中華國民,便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同種同文的日本國民和他們政府當局的疏忽、任他們遭受不明國際稱呼及國際禮節的恥辱和譏箋而不加以指正。 ……自己既不願意被人稱做 『大倭帝國 』,為什偏以輾轉譯音的名字稱謂別人的國家呢。公然書於國際公文上面,已屬大失禮儀 。又復 強詞奪理曉曉置辯,適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誇大、揚已抑人的島民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