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

《尚書》：“ 民惟邦本 本固君寧 ”
老百姓才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也就安寧。

孟子曰：
“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 祭祖以時 
然而早干水溢 則變置社稷”

孟子說：“百姓最為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谷神其次，

國君為輕。所以，得到民心做天子，得到天子歡心做國君，

得到國君歡心做大夫。國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國家，

就改立國君。祭品豐盛，祭品潔凈，祭掃按時舉行，

但仍然遭受旱災水災，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孟子》共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

《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各篇又都分上、下兩篇。

《孟子》是《論語》之後儒家最重要的著作，

漢文帝時列為博士科目。宋代被列為十三經之一。

到南宋時，朱熹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

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書。

明清科舉考試八股文，題目都來自《四書》。

國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換，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換的。
所以，百姓最為重要。

這一段是孟子民本思想最為典型，最為明確的體現，

“民貴君輕”成為後世廣泛流傳的名言，
一直為人們所引用。
有必要提出的是，“民”是一個集合概念，

“民”作為一個集 合的整體是貴，重于國君，

但“民”當中的每一個個體，一介小民又怎么樣呢？

孟子這里沒有說，也就很難說了。 

不過，就我們的了解來看，個體的小民;

是不可能與國君的重要相抗衡，要輕了多少倍哩。

或許，孟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也有所局限。

其實，又何止是孟子有所局限，兩千多年後的民主時代，

仍然在清除封建主義思想的嚴重影響和桎梏嗎？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
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

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

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

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孟子說：理想的政治，應確立如下原則：

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民為貴”，是說人民的地位與權力，是至高無上，

不可動搖的。一切政治權力與政治制度，從根本來說，

都是來自人民、治于人民、為了人民

（from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
“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

五谷物產，乃是養育人民，建立國家的物質基礎，

當然十分重要。后來社稷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

所以也可以說“社稷”就是國家。

作為一個國家，當然要有制度，要有憲法。

但制度也好、憲法也好，終究還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

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
“君為輕”，是說相對于民與社稷，
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
君的地位與權力是民賦予的，沒有民就沒有君，

君怎么可以與民相提并論呢？社稷是一個國家存在的基礎，

很難設想一個國家可以既沒有山川大地，又沒有五谷物產，

也沒有憲法制度。一個國家死掉個把國君，

仍然不失為一個國家；
若是沒有了社稷，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國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論。
得到廣大人民的任命，才有資格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任命，

才可以做諸侯；得到諸侯的任命，才可以做大夫。

可見一切政治權力，從根源上來說，都是來自于民眾。
君主如果危害到社稷，危害到國家的利益，

就應該將他罷免、撤換！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孟子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

國家其次，君在最后。這是因為，有了人民，

才需要建立國家；有了國家，才需要有個“君”。

國家是為民眾建立的，“君”的位置是為國家而設立的。

這里，輕重主次的關系是很清楚的，國家政治，

一切以民為本。要說真有什么“天子”，

那么民眾才是真正的“天子”。因為天的聰明，

是通過民的聰明來表現；
天的視聽，是借助民的視聽來實現。
民眾的意愿，天總是順從的。
可見民眾才是“天”的代表，

是真正的“天之驕子”。至于所謂“君”，

則是民眾抬舉出來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

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眾有力量抬舉出一個君，

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為天下民眾設的，

誰來做君完全應當由天下民眾決定。
這是古今天下通行道理。
無論這個“君”叫做國王，叫做皇帝，叫做總統，
叫做主席，都概莫能外。在古代，人們尚未能設計,

有效而完善的民主制度,來落實這個道理，

使之成為可以操作的程序，以致于這個道理,

在很多時候不能馬上兌現。并不說明這個道理本身不成立。

實際上即使是在民主制度缺如的社會里，上述道理,

有時也會以各種形式自發地強行發生作用。

看看歷史上無數昏君、暴君最終被推翻，身敗名裂的下場，

就不難理解這一點。民的地位不僅在君之上，

在國家（社稷）之上。因為國家的權力也是人民所賦予，

國家的利益應當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

所以從邏輯上來說，必須置民眾的地位于國家之上。

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堅持這個原則，

可防止政客假借“國家”的名義，
侵害民眾的權力和利益。
為“君”真能認識到上述道理，當認真聽取民眾的意見，

坦誠接受民眾的監督，關心民生疾苦，與民同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