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英語：Universal value）

哲學上對普世價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價值論和價值觀上，

但在倫理學、美學和政治哲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在哲學等人文科學上，普世價值（英語：Universal value）

泛指那些不分領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只要本於

「理性·良知·正義」皆為所有或幾乎所有的人認同之價值、

理念。現代公民社會普遍信仰「人權·自由·平等·民主·憲政·

博愛」的價值觀；反對傳統社會

「君主·奴役·階級壓迫·集權·專政·仇恨」的學說。

即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有益的事物就有價值，

對人類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也叫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涉及到兩重含義。

第一，為大家所「發現」的普世價值。

以賽亞·柏林的定義是「普世價值……

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

在幾乎所有的時間里、實際上共同認可的、

無論是否在他們的行為中明確表現出來的價值……」。

第二，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價值。

阿馬蒂亞·森認為當莫罕達斯·甘地認為「非暴力」
是普世價值時，他主張所有的人,
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價值，
並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價值。
許多不同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普世價值，
例如繁殖後代、對快樂的追求和民主等。

關於如果是否存在普世價值、什麼是普世價值的問題，
跨越了包括心理學、政治學、哲學在內的一些領域。

歸結主義（英語：Consequentialism）
認為只有產生具普世價值結果的行為才是正確的行為。
功利主義認為，快樂和痛苦,
是唯一具有普遍意義上內在價值的事物。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與一些心理學同事們,
對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價值」是
那些「影響人們選擇行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
令人嚮往的觀念」。
他假說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人類的需要：
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
包括在44個國家,對不同文化,
超過25000人問卷在內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
存在著十種不同類型的56種具體的普遍價值：

• 1,安全：強壯的肉體以避免疾病和天敵的傷害,
•    高效地獲取物質、繁殖後代。清潔，家庭安全，
•    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的穩定，報恩，健康，歸屬感。
• 2,享樂：擁有生存必需的物質，如食物和財富，
•    作為快樂享受生活的保障。
• 3,權力：權威，領導地位，主導地位。
• 4,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響力，智慧，自尊。
• 5,刺激：大膽刺激的行為，多樣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 6,自主：創造力，自由，獨立，好奇心，選擇自己的目標。
• 7,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懷，才智，社會公正，平等，
•    和平，美麗，與自然融和，環境保護，內心和諧。
• 8,慈善：樂於助人，誠實，寬容，忠誠，責任，友誼。
• 9,傳統：自我定位，謙讓，虔誠，尊重傳統，平和。
• 10,社會整合：自律，服從。

施瓦茨還測試了「靈性」這個類型，也就是「生命的意義」，但發現並不具有普世性。

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
更高法律規則（英語：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
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
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
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行。
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法治,
和法治國的概念體現出來。
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
狹義的（英語：formal）法治並不提供「公正」，
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
實質的（英語：substantive）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
包括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個人實質性利。
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
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
儘管在學術界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但在各國的法律實踐上，憲政國家的憲法:
普遍包括了人權法案，實質法治得到事實上的廣泛確認。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
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
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
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
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
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
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
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
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並成為民主的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法治是憲政的基礎，
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自由、人權和民主,正是通過憲政和法治,
被認為是普世價值，但是「普世價值」
不能簡單的等同於「普世制度」或者「普世體制」。

普世價值最基本的爭議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義;
和道德相對主義之爭具代表性。
第二類爭議是哪些該算作普世價值，比如，
有人認爲叢林法則和自然競爭,
也應該算作普世價值的一部分，
有人認為其為普遍原則、但不是普世價值。
宗教界人士則認爲神學觀點,
也是普世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人則認為其為絕對真理（就信仰者而言）、
但不是普世價值（相對於民主等非宗教概念而言）。

中國大陸學界在普世價值是否存在、
普世價值的存在基礎及內涵,這些問題上，尚有爭議。

1997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宏毅說:
冷戰結束後，美國等西方國家以為冷戰結束,
是西方價值觀及人權觀的勝利，竭力把西方的政治制度;
及人權觀推向全世界，以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
和美國治下的國際新秩序；

如同1991年前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所說:
美國所要建立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指導的世界新秩序
「只不過是一種新帝國主義」；

也如同1993年6月14日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部長
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
在世界人權大會一般性辯論中所說:
如果不是真心真意保護人權，
而是在人權問題上懷著某種政治目的，
甚至利用人權對其他國家發動政治攻勢，這是不能允許的。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
徐勝（Sung Suh）說: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
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
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
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
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課題，
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
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

2013年8月15日，徐勝說，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
向來就是雙重標準；「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法，
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
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與尊嚴，
將受侵略者視為野蠻的奴隸、只能受文明人支配，
以美國對待伊斯蘭世界為例，「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
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
他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

2013年6月13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董事李世默說：
「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
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
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
不是把大把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
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
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
都是基於普世價值『元敘事』；

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
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
……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美好的追求，
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
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
『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
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
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2013年8月，香港《明鏡月刊》第43期 :
刊出了據說是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的全文，
內文宣稱「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
科技長期占優情況下，
這些論調（宣揚普世價值）具有較強的迷惑性、
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
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
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但原文出處並未得到證實。

2014年4月，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說:
普世價值是:
「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
提出普世價值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人
「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
然後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
這些人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

2015年10月，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專家
伊麗莎白·沙克曼·赫德（Elizabeth Shakman Hurd）說:
在她看來，美國政府推動國際宗教自由的作法，
例如美國國務院公布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等，
是美國政府在海外推動美國戰略;
及經濟利益的整套作法的最新環節，
其部分方式是透過社會與宗教工程學手段。

2015年12月，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
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 ;
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