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1888—1975）

蒲辅周（1888—19750429），

现代中医学家，四川梓潼人。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

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

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辩证论治，独辟蹊径，

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

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中文名

蒲辅周

别    名

原名启宇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四川省梓潼县

出生日期

1888年1月12日

逝世日期

1975年4月

职    业

医生

毕业院校

私塾

信    仰

道家医学

主要成就

救治大量危重病人
为中医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代表作品

《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

蒲辅周，原名启宇，

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

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

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

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

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

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

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

入晚苦读到深夜。

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

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

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

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

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

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

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

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

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

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

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

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

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

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

由他定期去结算。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

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

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贴，

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

贫穷的分文不取。

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

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

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

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

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

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

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

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

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

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

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

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

《温热经纬》等著作。医术益精，名噪一时。

后迁成都行医，

并于1965年参加“同济施医药社”，施医发药济贫，

于温病、妇科病证尤有研究。

1956年，中医研究院甫成立，即应聘到该院任职，

尝任该院副院长之职。

曾以其医术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脑炎等传染病患者。

对若干内、妇科疑难杂证，亦颇有治验。

其治病主张灵活辨证，反对泥古不化。

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

《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

《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多种。

治学严谨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

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

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

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

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

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

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

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

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

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

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

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

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

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

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

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

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

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

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

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

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

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

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

才能举一反三。

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

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

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

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

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

《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

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

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

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

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

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

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

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

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

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

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

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

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

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

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

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

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

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

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

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

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

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

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

在学术上，则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

提出不同的要求。

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

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

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

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

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

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

《内经》、《伤寒论》等典籍，

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

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

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

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

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

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

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

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

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

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

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

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

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

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

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

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

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

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

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

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

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

对《医林改错》及作者，

蒲辅周的评价是：

“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

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

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

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

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

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

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

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

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

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

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

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

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

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

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

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

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

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

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

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

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

便燥等不良

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

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精通医理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

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

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

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

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

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

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

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

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

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

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

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

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

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

伤寒与温病是始异（

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

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

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

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

灼伤津液，治宜清润）。

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

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

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

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

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

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

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

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

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

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

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

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生理特点。

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

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

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

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

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

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

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

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

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

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医疗主张

注意时令气候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

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

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

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

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

或苦辛微温之品。

1945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

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

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

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

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1956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

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90%以上，

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

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

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

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

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

“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

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

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

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

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

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

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

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

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

1963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

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

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

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

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

邪气为标，正气为本。

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

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

因此，在治病过程中，

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

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

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

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

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

前治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

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

月余卧床不起。

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

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

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

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

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

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

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

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

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

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

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

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

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

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

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

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

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

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

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

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

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

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

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

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

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

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

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

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

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

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

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15克，获效甚速；

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

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

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

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

应重视胃气。

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

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

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

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

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

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

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

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