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0703－19691007）

陳寅恪（18900703－19691007）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於湖南長沙。

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後遷江西省義寧州

（今修水縣）人，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

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其在寅年生，取名寅恪.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

算學、地理等知識。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民國（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

（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

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

《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

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

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

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

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

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

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

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

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

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

眼界並擴及東西洋， 留學日本前便

「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1904年秋天，14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

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

父親陳三立相送並作詩一首:

《 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

     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

    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

    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望有作》。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

        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

        先在美國哈佛大學, 隨蘭曼教授

（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

       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

       每餐吃炒腰花（豬腎）， 省下的錢買書。性情孤僻，

       很少社交。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隨路德施教授

       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

         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

         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

         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

             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

         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

       「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

           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

           你能讀外國書，很好；

          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

          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

         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

         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

         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

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

        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

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

         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

        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

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

       「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

 「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科，

       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

          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

          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

      「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

          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 

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他甚至公開說：

           「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

               我該拿四十塊錢……」   

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
         
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
        
 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
           
        
「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
         
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華大學任教時，

         
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

導致右眼失明。

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

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

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
       
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

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
       
 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
        
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
        
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

            
 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
             
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

             
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
             
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

    
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

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
         
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

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

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
               

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台灣的打算。

                   
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
                   
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

                   
最後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台灣。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
             
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

             
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
             
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

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

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

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

並不學習政治。

」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

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

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

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

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

       
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

            
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

               
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
               
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

               
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

               
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
               
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

              
 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
              
「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

               
國務院副總理，時人稱為「南霸天」的陶鑄
               
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

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

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

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

大陸文化大革命時， 陶鑄被江青打倒，

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

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

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

               
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
               
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

               
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造反者依然發明了,
             
 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

              
甚至將喇叭設在他床前，
             
「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
              
陳寅恪逝世11天後，

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
              
 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

「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

「……舊歷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

陽歷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
    
為舊歷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

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

後改存銀河公墓，

直到2003年才安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

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

「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

「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

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

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

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

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

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

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

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

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

馳書國內諸友謂 :『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

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

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

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

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高陽在《錦瑟詳解》一文中言：

「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為尚。」

許冠三認為其對新史學之貢獻「首推史料擴充」，

為學尚「喜聚異同寧繁毋簡」。

余英時：又譜玄恭萬古愁，隔簾寒柳障重秋。

哀時早感浮江木，失計終迷泛海舟。嶺外新篇花滿紙，

江東舊義雪盈頭。誰教更歷紅羊劫，絕命猶聞嘆死囚。」

「看盡興亡目失明，殘詩和淚寫孤貞。才兼文史名難隱，

智澈人間劫早成。吃菜事魔傷後死，食毛踐土記前生。

逄蒙射羿何須怨，禍事從來是黨爭。」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

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

錢先生的批評，實有其根據。

陳先生在古典文學批評上偏向於寫實主義，

對於抒情或不是為寫實目的的作品，

詩史說就不能自圓其說。

這種觀點證諸於西洋文學史，乃是有真憑實據的。

反觀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一概皆視之為寫實主義，

這是正確的。只能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有泰半以上是寫實主義，

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寫實目的的作品。

所以詩史說值得商榷。

陳先生的詩史說的新意在於以史證詩，

以詩證史，在理論上確有一新耳目處，

不但在理論的陳述上，

以及實際批評貢獻，造成空前絕後的成就。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

「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

後來他（錢鍾書）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

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

余英時感慨地說：

「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

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

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認為為文不可學他。

嚴耕望云:「（陳）治學長處在於提出一個深具啟發性見解，

但往往過分強調這個見解，有時為了強調新見解而走偏鋒，

自是他的短處。」

許冠三論陳寅恪：近人論述寅恪史學頗多誤解，

最無稽的莫若說他「一貫承襲乾嘉樸學的家法，」

以及志在效司馬氏「通古今之變。」

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論史見解和司馬君實所型定,

的長編考異之法，先考並世材料之異，複合古今情意之同。

……概括來說，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視的特色，

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業績，但無論如何說不上「偉大」。

蔡元培18681月11日

蔡元培字仲申1868年（清同治六年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

出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即今浙江紹興）。

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也是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

蔡元培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874年,    6歲入讀私塾。

1879年,   11歲喪父後，由曾經念書的六叔蔡銘恩（茗珊）

                指導學習《史記》、《漢書》、《文史通義》等等。

1883年，17歲的蔡元培考取秀才後，開始博覽群書。

1884年，18歲的蔡元培設館教書。

1885年，到杭州參加鄉試。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貢士，因故未參加當年殿試，

1892年（光緒十八年）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

1891年(光緒二十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留心新學，同情維新派。

革命生涯

1898年（清朝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失敗後，

           清政府殺害了他所崇拜的譚嗣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無可希望」，

           斷然離開翰林院南下，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1902年，在上海與章炳麟等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並擔任會長。

          同年，到日本留學，因為中國學生遭受無理壓迫，

          憤而伴送被放逐的吳稚暉等歸國。

          同年秋，在上海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
          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鐘日報》），提倡民權，倡導革命。

1904年，與龔寶銓等在上海建立光復會，密謀武裝起義。

1905年,加入同盟會，藉學校和報紙培植革命力量。

            在柏林一年學德語，後來在萊比錫大學:
            研究了三年哲學、文學、心理學和民族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應陳其美來去電催促，取道西伯利亞回國。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第三天就任命蔡元培作教育部長。

        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教育總長，主張教育應從造成現世幸福出發，

        提出廢除讀經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制度。

        不久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而辭職。

1913年旅居德、法，從事教育、哲學和美學研究。在里昂創辦中法大學。

1915年與李石曾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次年與吳玉章等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

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

           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

           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

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

           蔡元培為人寬厚、惻隱為懷，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

           兩度遊學歐洲、親炙文藝復興後的科學精神及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潮。

           他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時代擺渡到民主自由時代」。

          手定教育方針，創立現代教育制度。

           把北京大學學術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礎。

           提倡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及人生觀、世界觀、美學教育。

          倡導自由思想、民權與女權，致力革除「讀書為官」之舊俗，
          開科學性研究風氣

北大生涯

北大校長委任狀

1916年12月回國。

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敦聘專門學者，提倡自由主義的科學研究。

             組織進德會，挽救奔競和遊蕩的舊習。改革北大領導體制和學科、

             學制設置，創辦科研機構，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

             他採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的方針，大量引進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眾家。

            北大很快即開學術研究、思想自由之風氣。
他還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

贊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復古主義，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

他的努力終使北大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孫中山致蔡元培函

赴任前，蔡元培的眾多友人認為北大校方腐敗，如赴任有礙名望。

孫中山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

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教育。」

蔡元培慨然領命。
由於延聘和支持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辜鴻銘等人

任教講學，使北大不僅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研究中心，

而且由於他們這些教授作為或激進，或左傾，或保皇等不同思想的代表,

                                           而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搖籃。五四運動中同情學生愛國鬥爭。

1923年1月，因為憤慨於當時教育總長彭允彝提案逮捕財政總長羅文干的不稱職無恥，

                     辭職又去漫遊歐洲。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到德國求學，專攻民族學。

1926年2月回國，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工作。

1927年,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10月任為大學院長。

             在這期間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成立國際出版品交換處。

11月27日和蕭友梅於上海創辦國立音樂院（即現上海音樂學院），
              是中國最早建立的高等音樂院校。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

              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

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

               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國共產黨問題。

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召開緊急全體會議，討論清除中國共產黨的行動。
               蔡元培亦有參會。

4月9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
              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

               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

             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檢舉中國共產黨。

              同年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

1928年於杭州西子湖畔創立國立藝術院（即現中國美術學院）。
          10月以後，「專任中央研究院長」。九·一八事變後，他奔走呼號，倡導抗日。

1931年12月15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遭北平請願學生綁架，並遭毆打致傷。

1932年，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政府的特務政治，

               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抗日活動，擁護國共合作。他被選為副主席。

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會長。

1936年，與陶玄、張靜江、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創辦世界學校，實行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

               把學生從小培養成出國留學及有用的人才。

香港生涯

1937年11月27日，由莊長恭、丁燮林2位研究員陪同，從上海到香港。

妻周峻（養浩）和子女在12月29日也到香港。

1938年5月20日，「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

於聖約翰大禮堂（聖約翰座堂）舉行美術展覽會。

宋慶齡邀請他出席並且公開發表演說。時任港督為羅富國爵士。

1940年3月3日，年邁的蔡元培於寓所失足跌倒。

3月4日便被送入香港養和醫院。

3月5日病逝，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其著作輯有《蔡元培選集》。

教育理念

北京大學校園內的蔡元培像

教育模式新穎，不拘一格，認為教育是國家興旺之根本，

是國家富強之根基。教育思想靈活，兼容並包，

不因學術爭議而排斥，廣泛吸收各家所長。

“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

他主張教育應注重學生，反對呆板僵化。他還提倡美育、

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觀念。

蔡元培與民族學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學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學方面的貢獻卻鮮為人知。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稱，

自己的夢想之一就是寫一本《比較民族學》，「以研究民族學終老」。

• 1892年春，蔡元培赴京殿試。在有關西藏的策論題中，
• 他詳述西藏「地域廣袤，山川道里」。
• 1901年蔡元培在《學堂教科論》中說：」以前的歷史只記帝王之事，
• 不記民生風俗，以致於一群強弱盛衰之數，終不可稽。
•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哲學、文學、文明史和民族學。
• 1918年發表北京大學校長啟事，廣泛徵集全國近世歌謠，供研究之用。
• 1924年8月出席國際民族學會第21次大會。
•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國漢堡大學專修民族學。
•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後發表了《說民族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 《民族學上之進化觀》等文章。
•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時，蔡元培希望成立一個民族學研究所，未能實現。
• 1928年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
• 蔡元培在民族學組裡開展了下列研究。
• 在研究所中增設民族學組，
• 親任組長兼研究員。

1. 廣西凌雲瑤族調查研究
2. 台灣高山族調查研究
3. 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調查研究
4. 世界各民族結繩記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
5. 外國民族民稱的漢譯
6. 西南少數民族研究資料的收集

評價

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自蔡元培開始，中國才形成了較完整的現代教育思想體系和教育制度。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培植家鄉青年不遺餘力。

並為中華民族保護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 1940年3月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評價他：
• 「惟其在教育上與本黨主義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見者，但有罪過而已，
• 尤其是教育受其鄉愿式之影響為更惡劣也。」

• 學者黃炎培：「有所不為，吾師之律己，無所不容，吾師之教人。
• 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
• 記從長紹興中學，以至長北京大學，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學研究。
• 廣納眾流，一貫斯道，
• 從德量渾涵中，確標趨向，嗟余小子，心傳竊奉終身。」

• 蔡元培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
• 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