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徐梵澄1909

徐梵澄（1909年10月26日－2000年3月6日），原名琥，譜名詩荃，
字季海，湖南長沙人，哲學家、印度學家、翻譯家。
1925年就讀於武漢中山大學歷史系，
1927年至1929年後入上海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
1929年至1932年赴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系留學。
1937至1940年任教於中央藝術專科學校，
1940至1945年任中央圖書館編纂，兼任中央大學教授。
1945年至1978年僑居印度三十三載，先後在印度泰戈爾大學、
室利阿羅頻多學院(Sri Aurobindo Ashram)從事教學、著述與翻譯工作。
後歸國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2000年3月6日逝世於北京。

徐梵澄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臘等多種語文，
曾譯德國現代哲學家尼采作品、印度古今哲學典籍等。
晚年曾欲重譯《聖經》。蓋達人「揮汗磨血幾死而後得之者」，
可傳百代而不朽。又曾以西文譯介、以華文詮釋中國佛、道、儒、易等學術作品。
  • 尼采作品：《尼采自傳》、《蘇魯支語錄》、《朝霞》、《快樂的智識》
  • 以及長文《宗教生活》和《啟蒙藝術家與文學者的靈魂》
  • （兩篇長文選自《人間的，太人間的》，又譯《人性的、太人性的》） 。
  • 印度哲學：《五十奧義書》、《薄伽梵歌》、《瑜伽論》、《行雲使者》等。
  • 翻譯室利·阿羅頻多著作：《神聖人生論》、《綜合瑜伽論》等。
  • 主要中文著述：《玄理參同》、《老子臆解》、《陸王學述》、
  • 《安慧三十唯識疏釋》等。
  • 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出版《徐梵澄文集》，凡十六冊，
  • 收集徐梵澄著述譯文六百餘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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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1909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字離中，  
生於山東省棲霞縣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縣。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9年升入哲學系~1933年畢業。北大哲學系畢業後，
先後任教於山東壽張縣鄉村師範、廣州學海書院、山東鄒平村治學院、
廣西梧州中學、南寧中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
他又參與編寫雜誌，主編《再生》、創辦《歷史與文化》、
編輯《理想歷史文化》。
1949年後往台灣，他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任哲學敎授及導師，退休後，定居台北。

他獨力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學與孔孟陸王的心學，
以中國哲學與康德哲學互相詮解。
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時因器官衰竭逝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獲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及台灣行政院文化獎。

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人物，認為當代新儒學的任務為:
「道統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著作概覽

  • 《歷史哲學》
  • 《政道與治道》
  • 《康德的道德哲學》
  • 譯作：《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
  • 譯作：《康德「判斷力之批判」》
  • 《中國哲學十九講》
  • 《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
  • 《人文講習錄》

弟子

  • 邏輯學
  • 康德哲學
  • 宋明理學
  • 魏晉玄學
  • 佛學
  • 牟宗三治喪委員會的評價：
  • 「綜觀先生一生，無論講學論道，著書抒義，莫不念念以光暢中國哲學之傳統、
  • 昭蘇民族文化之生命為宗趣。其學思之精敏，慧識之弘卓，
  • 與夫文化意識之綿穆強烈，較之時流之內失宗主而博雜歧出者，瓊乎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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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1909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四川宜賓人。
現代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師從熊十力、方東美、梁漱溟等，
是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唐君毅祖籍廣東五華，六世祖以歲荒移川。
父親唐迪風，本名烺，又名倜風，字鐵風。母親陳大任，字卓仙。
唐父曾從學於歐陽竟無，故先生於著作中稱他為太老師。
唐君毅自半歲起，即隨父居成都。十二歲半入重慶聯合中學求學，受蒙文通啟迪，
對宋明理學產生興趣，其後師從支那內學院之歐陽竟無，研習釋家思想。

1925年先後入北平中俄大學、北京大學，
1926年轉往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
1932年畢業後返回四川任教中學，
1937年受聘於華西大學。
1940年任教重慶中央大學，自此獻身教育及學術界。
1949年遷居香港，與錢穆、張丕介等人創辦亞洲文商學院，1950年更名新亞書院。
1957年，應美國國務院所邀，赴洋講學。
1958年，與徐復觀、張君勱、牟宗三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63年，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出任新亞書院哲學系講座教授，兼任教務長及哲學系系主任等職。
1968年至1978年唐氏在擔任新亞研究所所長期間，廣邀學界名宿來校主講文化講座，
                           令香港一時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
1975年，任台灣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1978年於香港病逝。
            國際哲學界公認他為「當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
2003年四川省宜賓市成立了「宜賓學院唐君毅研究所」，
           又建立了及出版《唐學》集刊，內容欄目包括
          「生命垂範、唐學通論、體系與方式、哲學與文化、宗教與道德、
           教育與人文、儒學與時代、君毅眾學、故園文化」等等。
           中文大學於2009年唐先生百歲冥壽時在中大校園內~
           樹立了他的銅像以紀念他。

主要著作

  • 《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硏究集》（1943年）
  • 《人生之體驗》（1946年）
  • 《心物與人生》（1953年）
  •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1953年）
  • 《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
  • 《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
  • 《原教篇》（1956－1975年）
  •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1958年）
  •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1958年）
  • 《哲學概論》上、下（1961年）
  • 《人生之體驗續篇》（1961年）
  • 《道德自我之建立》（1963年）
  • 《青年與學問》（1973年）
  • 《愛情之福音》（1974年）
  •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1974年）
  •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1975年）
  •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1977年）
  • 《病裡乾坤》（1980年）
  • 《致延光書》

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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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1904

徐復觀（1904年－1982年）原名秉常，字佛觀，後由熊十力更名為復觀。
中國湖北浠水縣徐琣場鳳形灣人。徐復觀是新儒學的重鎮，
對中國文化和藝術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
早年曾就讀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湖北國學館，在此奠定其國學基礎。
後東渡日本，相繼就學於明治大學和陸軍士官學校。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頗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蔣中正賞識，
並亦曾以國軍少將軍階、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駐延安，歷時半年，
與中共最高領導層有所過從。他曾寫道「與毛（澤東），
長談過五次以上，並曾誠懇地向他請教過。」
1943年秋由延安回到重慶，向蔣報告：
「中共有能力奪取全面政權，假定國民黨這樣下去的話」。
來到臺灣後，棄武從文，精研儒學，發表不少學術論文，
先後任教於臺灣省立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東海大學、
1949年於香港創辦著名自由主義刊物《民主評論》，並擔任該刊主編，
被視為「以傳統主義論道，以自由主義論政」之人物。
並曾投稿參與雷震的自由中國半月刊。
1960年代，錢穆與唐君毅於香港籌辦香港中文大學，徐復觀亦曾在中大講學研究。
1969年秋來到香港後，以寫政論雜文聞名。
1976年5、6月間，香港左派人士才駡他是「文特」「蒼蠅」。此前都是各行其是，
               和平共處。於臺灣期間徐復觀因罵:李敖「小瘋狗」,
                被李敖一狀告上法院，但獲判無罪。
1982年4月1日，病逝於臺灣。生前曾口述遺囑：
          「余自四十五歲以後，乃漸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所寄，
             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
            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
          《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文學精神》、《政治與學術之間》、
          《公孫龍講疏》等。 
           近日有九州出版社整理先生著作，於2014年全面出版。名為《徐復觀全集》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
           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
          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
          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重要語錄

1.「兩漢思想，對先秦思想而言，實係學術上的鉅大演變。不僅千餘年來，
     政治社會的局格，皆由兩漢所奠定。所以嚴格地說，不了解兩漢，
     便不能澈底了解近代。即就學術思想而言，以經學史學為中心，
    在加以文學作輔翼，亦無不由兩漢樹立其骨幹，後人承其緒餘，而略有發展。」
2.「治中國思想史，若僅著眼到先秦而忽視兩漢，
     則在『史』的把握上，實係重大的缺憾。」
3.「乾嘉時代的學者們，在精神、面貌、氣象、規模上，與漢儒天壤懸隔。
    卻大張『漢學』之幟，以與宋儒相抗，於是兩漢的學術思想，
    因乾嘉以來所謂的『漢學』而反為之隱晦。」
4.「幾十年來的風氣，研究者不深入到基本材料的堂奧，讓基本材料自己講話，
    只在基本材料的外面，道聽塗說，便越說越支離了。」
5.「《周官》乃王莽劉歆們用官制以表達他們政治理想之書。」
6.「賦稅制度，構成《周官》全書的重心，甚至可以說《周官》整個構想，
    是為了達到籠盡天下的貨物，是為了大量增加稅收的目的而展開的。」
7.「『嘉石』之制，可以說是現代極權國家集中營的古典形態，是王莽的大傑作。」
8.「人民訴訟程序的合理規定，也是對人民生存的一種保障。
《周官》作者，在訴訟程序上定出非常苛繁的程序，實際是藉此為斂財之資，
使人民寧含冤抱屈而不敢輕言昭雪。」
9. 「潘重規先生……指導一批天真無邪的學生（諸如陳勝長之流）
跟在自己屁股後面走，未免太殘酷了。」
10.「孔孟之道，只不過教人以正常的人生態度，及教人以人與人正常相處的態度。
甚至可以說，孔孟所建立，所要求的上述正常的態度，
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才能普遍的實現。」
11.「有位朋友告訴我，最近香港有的青年，以『孔老二精神』，
      作為鬥爭他人的口號。但他們知道什麼是孔老二精神嗎？
      孔老二精神是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精神，
      是『抑為之（學）不厭而誨不倦』的精神，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
      是『主忠信』，『剛毅木訥』的精神，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精神，
      是『學如不及』，『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
      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精神，
      是『吾非斯民之徒與而誰與』的精神。
      你們以為這些精神為醜陋，則你們自己是怎樣的精神呢？可以鬥爭的口號多的很，
      為什麼你們偏偏採取了否定人的基本存在的口號？
       ……我尊孔，即是尊重人類正常生存的權利。」
12. 「法家的思想，它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壞的地方是甚麼呢？
       不把人當作人，用很殘酷的方法來對付人。……那種殘酷從那裏來的？
        是從獨裁者假借法家思想來的，這種地方我們當然反對。」
13. 「十多年來，共產黨員受的壓力太大了，今天這樣，明天那樣，
       大家把信心完全失掉了。幾個老百姓敢講一句真話？幾個幹部敢講一句真話？
       這是『人的問題』太嚴重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在傳統文化中去尋找的。
       我們今日不必空談甚麼哲學、甚麼主義，只須要求每一個人好像孔子所說的:
     『主忠信』、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自強不息的人。
       有這種人，社會的問題纔可解決，共產黨員也要如此，纔算是好的共產黨員。」
14. 「香港處在夾縫中的言論自由，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依然是值得寶貴的。」

師友往來

1.「《陸機文賦疏釋》已校完，此疏釋寫得很札實。
     錢鍾書來信（九月七日）中說『注則訓詁精博，疏則解析明通』或可當之無愧。」
       ——《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1980年11月15日
2.「接程滄波先生來信，知航寄給他的錢鍾書《管錐篇》竟未收到，
    想在郵局檢查中被沒收。錢書未染共黨絲毫氣息，檢查者太無知。」
    ——《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1981年1月26日
3.「及憬然有覺，轉身從事學問，則迷途已遠。歲月蹉跎，擲少壯之寵華，
     入侵循之遲暮，此乃余與道鄰所同悲，竭萬年而莫能挽。」
      ——徐復觀作序，徐道鄰遺著：《中國法制史論集》

著作

  • 《學術與政治之間》(學生書局出版)
  • 《中國思想史論集》
  •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 《中國藝術精神》
  • 《公孫龍子講述》
  • 《石濤之一研究》
  • 《徐復觀文錄》(四冊)
  • 《徐復觀文錄選粹》(從文錄四冊中選錄)(學生書局出版)
  • 《徐復觀文存》(四冊中未入選粹者)
  • 《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 《中國文學論集》
  • 《兩漢思想史》(三卷)
  •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八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 《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
  • 《徐復觀雜文集》(四冊))(時報文化出版)
  • 《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 《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 《論戰與譯述》
  • 《徐復觀最後雜文集》
  • 《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
  • 《徐復觀教授紀念論文集》
  • 《徐復觀最後日記─無慚尺布裹頭歸》
  • 《徐復觀雜文補編》(六冊)
翻譯：
  • 《詩的原理》(荻原朔太郎 著)
  • 《中國人之思維方法》(中村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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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
祖籍江西永豐，其七世祖為清朝第一位狀元傅以漸，。
先祖傅以漸生於山東聊城，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
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
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內搜集證據，
1944年以「美金公債案」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台；
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
再將宋趕下台，時人稱其為「傅大炮」。
縱觀傅斯年一生，儘管對國民黨時有批評，但他並沒有像聞一多等文人般，
受到國民黨的政治逼害，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仍然懷有
「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思想。即使傅斯年曾將孔宋兩位「皇親國戚」趕下台，
但他的文章很少以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為目標。
另一方面，傅斯年崇高的學術地位，深厚的愛國熱情，
以及旗幟鮮明的反共反俄色彩，亦令他贏得蔣介石的信任。
因此將傅斯年其人比喻為民國時期的魏徵，亦相當符合他的形象。

侄子傅樂成隨他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1970年代出版《中國通史》。
侄子傅樂煥是英國倫敦大學博士，1951年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
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
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
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
            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
            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學生領袖。
1920年，他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
           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
           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
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
1928年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伐勝利後，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飯。
           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亂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
          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
          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
          蔡元培聽到這裡，聲色俱厲地道：「這除非你做大將！」
          傅斯年驚得一下醒了酒。
1934年夏天(39歲)，和元配丁馥翠離婚，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後無一子女。
          8月5日，與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在北平結婚。
1935年9月15日，兒子仁軌出生。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污舞弊，
               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
               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
               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
              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
         《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
           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
         「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
             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
           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抗日戰爭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
           國共兩黨亦開始考慮未來國家的執政問題。
          一些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
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
           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
           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
           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學者，
           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
           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
          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
          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裡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
          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
          由於毛澤東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助理員，基於所謂的「北大情意結」，
          他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
          當毛澤東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
          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偉大貢獻時，傅斯年回應道：
         「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
         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同行的學者不同，
傅斯年對毛澤東其人，有著極為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
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
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夜談中，
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
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
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
此外，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一件事：
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獻給毛澤東的錦旗時，
他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
他毫不留情地批評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
把毛澤東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
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
            「正是非，辨忠奸」，決意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
             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
             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衛時期華北政務委員會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資料,
             和設備房舍為基石重新開始，結合原西南聯合大學和新邀聘的
             朱光潛、金克木、季羨林等師資，
             成立擁有文、法、理、醫、工、農6個學院和文科研究所
           （擁有陳寅恪等多位導師）的國民政府國立北京大學，
             並邀請朱光潛主持西方語文學系，在文學院新成立東方語文學系，
             請從德國學梵文回來的季羨林做主任，
             與金克木等教梵語、巴利語，馬堅等教阿拉伯語，
             中日戰爭前周作人創辦的東方文學系只有日本語專業，
             而且早已停辦（金、朱是從武漢大學請來）。
             各院院長依序是湯用彤、周炳琳、饒毓泰、馬文昭、馬大猷、俞大紱。
             傅自己承認「有一件好事，即北大並無太大之損失……尤其好者，
            是偽文學院添了好些書。」，對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極力清算。
            周作人寫的「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
            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和
           「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
            餘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製熏臘，咀嚼化正氣，
            食人大有福，終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千年誠旦暮，
            今古無二致，舊事倘重來，《新潮》徒欺世，自信實雞肋，不足取一胾」
            對學生傅君怨恨諷刺也不是偶然。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台灣大學莊長恭校長辭職，
           同時發表傅斯年校長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
      「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
        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
          1月19日，他飛到台北，
          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
                       手中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6月學期結束前，發生文學院外文系李霽野教授棄職逃離台灣事件
         （李在四六事件後逃走，輾轉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又名葉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報》發表:
         《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
           指控傅校長不但是蔡元培、胡適兩先生之高足，且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
           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
           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
           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系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
           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
           表示「對於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
           已經校內行政會議決議予以停薪處分，並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員查明在案，
           校方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分子之理？
           學校必定有聞便查，查明便辦，絕不護短。」
           從這件事可看出傅校長試著要在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和北京大學式的兼容多元學風中取得平衡的艱苦。
           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
           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
           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著菸斗的人。
           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
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
           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
           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
           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
           但事後陳誠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灣大學教職員，
           並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敘；會後傅斯年與其他教授表示：
          「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
             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
             顯見傅斯年亦非一味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
           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
         「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
             罵死傅大砲的說法。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在新聞公布時說「傅斯年先生棄世」，
             因其臺語口音而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引發小規模學潮，
             直到官方出面解釋才平息。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
             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
             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對於「教育學」這門學問，跟「國醫」（中醫）也有他獨特見解。

            台灣《國語日報》創刊後，傅做了首任董事長，直到去世。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反共學者。
            早在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時候，就已經對共產黨充滿著不信任。
1932年6月19日《獨立評論》當中，傅斯年以《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
           發表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他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
           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
           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除了反共外，傅斯年同樣反對蘇聯，並稱:
         「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
             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
             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
             在傅斯年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
             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
             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
             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
           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
           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儘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
           他打個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
           對於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
          「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
            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即爆發國共內戰，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很多都投向左翼懷抱，
            連被傅視為「漢忠」的許多學人也對國民政府非常失望，
            6位院長和羅常培、俞平伯、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賀麟、雷海宗、
            鄭天挺、錢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軍，
            甚至連傅斯年的親戚俞大紱和陳寅恪（俞是內兄，陳是內表兄）都留在中國大陸時，
            傅看在眼裏，對此憂心忡忡，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
           「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
           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簡短几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
           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台灣都沒有改變。
           傅斯年在臨終前，曾經寫過四篇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
           《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及
           《共產黨的吸引力》四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的思想，
           不但指出蘇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更遑論是經濟上的平等，
           並指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史達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
           故此他指出，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
           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

主要著作

單篇論文

  •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頁3－10）
  • （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頌說》（1928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頁95－112）
  • （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大東小東說》（1930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01－109）
  • （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論所謂「五等爵」》（1930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10－129）
  • （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姜原》（1930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30－135）
  • （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1930年）（刊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
  • 頁349－386，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1930年）（收入《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
  • 頁387－404，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明清史料發刊例言》（1930年）（收入《明清史料甲編》第一冊：
  • 頁1，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夷夏東西說》（1933年）（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 頁1093－1134，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東封與殷遺民》（1934年）
  • （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頁285－290）
  • （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義

  • 《戰國子家敘論》（1927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
  • （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2冊）
  • 《詩經講義稿》（1927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
  • （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1冊）
  •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1928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
  • （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1冊）
  • 《史學方法導論》（1933年，國立北京大學講義）
  • （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2冊）

單行本

選集

  • 傅孟眞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
  • （1952年，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 傅孟眞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
  • 《傅斯年全集》（1980年，台北：聯經）
  •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2003年，長沙：湖南教

評價

胡適曾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
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
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傅斯年在認識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場，當著胡適大罵：
「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了他！」後來胡適介紹兩人認識，兩人卻成為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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