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歷史悠久，文風昌盛，为江淮文化圈的發祥地和集中地。
早在春秋時代，即稱桐國；
1949年建國之前，桐城的地理面積包括今日桐城、樅桐两县区，
應該將二者看做是一个“桐城文化圈”的组成部分。
其间人文勃興，代有英才。
在自然风景方面，有所谓“桐城八景”——
浮山夕照，樅川夜雨，竹湖落雁，荻埠歸帆。
该地明清两朝讀書風氣極盛，整个桐城境内，
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人更多，
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人更多，
“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绝”。马其昶《桐城耆舊傳》記載 :
桐城人科舉應試，明代自永樂到崇祯年间，
中進士者80人，中舉人者165人；
清代中進士者154人，中舉人者628人。可谓人才薈萃。
清代中進士者154人，中舉人者628人。可谓人才薈萃。
桐城文廟是桐城傳統文化的象徵，也是重視讀書進階的象徵。
但桐城文派的真正立宗是从姚鼐始，始祖推至灵皋，
是桐城文化勃興的發源地。至于桐城文化勃興的原因，有人提出，
是因为桐城距當时的京畿（南京）較近，近水楼台，流風所及；
同時兼有水陸碼頭,為當时商旅雲集之地，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云云。
也許這些是文化勃興的成因（或曰條件）之一，
但据此立論則似乎缺少應有的说服力。須知當时的南京周圍、沿江两岸，
條件優于桐城的當有許多（比如揚州），為什么都没有出现桐城現象？
我認为要分析桐城文化興起的原因，应首先从所谓的“桐城文化”本身入手。
需要是存在的理由，更是發展的基礎。
或以其学識或以其“骨气”为時人崇仰，多少與當時的民族情绪有關，
包括清初的戴南山。它反映了明末特别是清初大部分漢人~
的一种民族情懷，这从“南山案”中可以看出端倪。
并不包括成就很高的方密之（以智）和戴南山（名世），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治学的路径和成就的方面不同，
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思想内容有了改变。
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和政治的需要。
在同一书中，梁启超对方密之也是赞赏有加，
并用惋惜的语气称:后来的桐城学风不循密之的路走,
而循灵皋的路走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的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直至被推为天下文宗，
固然与桐城诸杰的成就有关，也与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着力提携有密切的关系。
张英、张廷玉父子分据文华殿大学士，前后掌礼部、户部等多年，
开清朝立国入关以来诸多的先例，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很令人寻味。
桐城文化应该是在官僚文化与读书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特色。
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群落，若要兴盛还要有相当的群众文化基础。
桐城西部是大别山的余脉，土地贫瘠，物产困乏；
东部滨临长江，水灾频仍，人口稠密，
仅从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显然难以自给。
仅从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显然难以自给。
因此，桐城的乡间从古以来手艺人特多，民间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一说。
读书人多了，文化的积淀自然也就厚了，
知书识礼便被乡民们奉为雅事，所谓“桐城文化”一脉便慢慢地被承继下来。
“桐城文化”让乡间后人受益的也许就是这些。
桐城有这样一个传统，家里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
即使是封建时代桐城乡间的男人，很少有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
老师在桐城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地望。
全市每年向高校输送新生2000多人，高考达线率保持全省领先水平。
桐城是黄梅戏之乡，孕育了以严凤英为代表的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桐城也因此而成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
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时说：“桐城出了六尺巷，让他三尺又何妨。
”宽阔的襟怀开放的视野，是江淮长廊文化为江河湖海文化造就的结果。
“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家园”典型山区的桐城，
成为文化大省安徽的重要文化版图。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
桐城是“桐城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
桐城是“桐城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
有百年历史的桐城中学真可谓是桐城近代文化教育与人才成长的摇篮，
近代以来桐城籍的文化名流大多出自这所晚清名士吴汝伦创办的中学。
于今仍然学子如流，古色古香。
吴汝伦为桐城中学题有一联曰：“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
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批是“勉成国器”。
上联是时间上的目标展望，下联是空间上的中西贯通。
百年树人，中西贯通，在朱光潜、方东美等是师身上得到最显著的体现，
后来的人才实绩不断印证了这个教育理念。
与庄子、尼采一样，方东美也被称为“诗人哲学家”，
诗意的语言与哲学的体系，形上的理境与形下的灿烂，华美的章法与宏阔的构思，
是那样完美的统一在他的讲演、著作中。这与他的先天气质有关，
也与从小受到严格的文章学与艺术思维训练有关。
